春风又绿江南岸：2013年浙江嘉兴

环境治理运动后果的实证研究^*

梁平汉 邹伟^**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一背景下，探索近年来的环境治理运动的执行成效，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浙江省嘉兴市和毗邻的江苏省苏州市的乡镇级别环境和经济数据，利用2013年“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这一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了2013年嘉兴市执行浙江省“三改一拆”政策对城市水环境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文章发现，在环境治理运动推行后嘉兴市水质得到显著而大幅的改善，而经济增长、工业发展、财政收入等均未受到明显影响。由于养猪业规模锐减推高了猪肉价格，以及当地政府妥善的过渡期补贴政策，农民收入只在短期内相对于苏州市有小幅下降，随后持续上升。本文基于嘉兴畜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研究识别了环境治理运动对地方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并厘清其作用机理，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提供了新证据，对实施环保督察，进一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深化产业升级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环境治理；城市水质；农民收入；双重差分法

一  引言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权衡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长期问题。党的十八大确认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地位，树立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理念，要求通过法律、制度、资金导向、文化引导以及使用约束性指标等严厉的行政性手段，强制推进、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方面的内容。确立了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主流学界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先恶化后改善。但是，对于环境改善的路径和影响因素，以及环境改善的成本与收益在中国国内尚缺乏科学严谨的考察。近些年来，党和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2013年以来有18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定或修改，环保执法、司法迅速发展完善，出现了许多环境治理政策的创新。例如，原环保部针对重点环境问题启动了7个专项行动，涉及大气污染防治、黑臭水体整治、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打击“洋垃圾”等方面。这些行动在短期内极大加强了环保政策执行力度，形成了突然性和局部性的“环保风暴”，对所在地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浙江省嘉兴市和毗邻的江苏省苏州市下辖的14个区县，76个乡镇2010-2015年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考察了2013年嘉兴市执行浙江省“三改一拆”政策行动对水质环境、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实施环境治理行动后，嘉兴市各区县的水质得到了显著而大幅的改善，相对于苏州市各区县提升了2.5个层级。治理行动改善水质环境的主要实现路径是生猪养殖量的大幅降低，而对于工业生产则没有明显影响。由于猪肉价格同时也发生了显著提升，所以嘉兴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开始略有下降，但是很快回复到原有发展轨迹上，平均而看仅下降了4%。而嘉兴市的GDP、财政收入、小微企业发展等没有受到明显影响。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仍然支持了本文的主要结论，表明政策主要通过严格控制生猪高产地区来实现改善城市水质目的。因此，基于嘉兴市环境污染治理运动这一案例，本文发现“环保风暴”在较长时期内起到了改善地方水质环境的效果，对于社会经济整体则没有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短期的运动式治理和长效治理机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环保督查作为一种环境治理机制可以发挥很大的积极效果，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得到了迅猛增长，截止2016年，中国GDP已达到74.4万亿人民币,高居世界第二位。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已经集中出现。其中，在农业生产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由于发展理念的滞后，没有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一些地方产生了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严重矛盾和冲突。其中，生猪养殖带来的污染日益严重。中国占全世界养殖生猪数量的一半，其中多数是规模少于500头的农村养殖场。生猪产业的巨大发展给我国环境污染控制带来了巨大压力，产生了猪粪污染、养殖场废水污染和死猪丢弃造成的水体污染，成为我国农村环境面源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16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显示，全国1940个国考断面数据中地表水劣五类就有166个；以地下水含水系统为单元，潜水为主的浅层地下水和承压水为主的中深层地下水为对象的6124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10.1%、25.4%、4.4%、45.4%和14.7%。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12%。

近些年来，由中央环保督查组进驻，监督环保执行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极大加强了环保政策的执行力。据报道，仅2017年8月15日至24日，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8个省、自治区，累计交办转办群众举报13826件；相关地区立案处罚2115家，处罚金额9449.24万元；立案侦查122件，拘留146人；约谈1113人，问责1797人。在近年来采取的减少水污染的全国性整治行动中，一些地方采取了激进的运动式治理，推动规模化经营。与此同时，环境治理运动中的种种“一刀切”现象却引发广泛争议：部分地区的关停行动大规模波及到农业生产和生活服务行业，直接影响农民生产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有研究发现，“运动式”的环境治理在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的环境质量改善效果。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环保风暴”是一种“运动式治理”手段，不仅主要关注“标”而非“本”，不具有可持续性，长期效果不佳，而且往往具有“一刀切”的特征，社会和经济成本比较大。本文正是试图就环境治理运动的成效与社会成本进行科学地评估。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由于政策实施的自然实验稀缺，现有研究大多只考虑了环境规制等正式成文条例对环境本身的影响。而环境治理运动是中国“运动式治理”的重要体现，其效果并不仅仅取决于正式的成文制度的规定，而更多取决于非正式制度和激励影响下环境治理行为的力度。考虑到政策执行力度在我国地方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有必要建立起“环境治理行为——环境——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从而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提供新鲜的经验证据。（2）由于政策实施过程的复杂性，研究者往往难以辨析具体的政策影响机制，而通过分析“三改一拆”对城市环境、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本文可以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环保风暴”对环境、城市发展作用机理的认识和理解。（3）此外，由于本文的研究中分析了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这为地方政策制定者如何兼顾环保与城市发展、居民收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深化产业升级转型提供了现实路径与方法。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背景，第三部分回顾相关文献，提出相关理论假说，第四部分介绍计量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第五部分报告了实证研究结果，分析了影响机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研究背景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在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也付出了相当的环境代价，一些地方发生了对绿水青山造成破坏的现象，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加强环境的治理与生态的修复工作，重新恢复绿水青山。作为人多地少的典型省份，浙江适宜建设和整理开发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特别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空间分布较散，以及大量省外人口流入和本省农民进城带来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这种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交织对建设“美丽中国”和产业转型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从2013年开始，浙江省开展了一场历时三年的“环保风暴”——“三改一拆”行动计划，要求从2013年至2015年，在全省范围内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拆除违法建筑（以下简称“三改一拆”）。浙江省各个地级市随之也开展了相应行动，根据自身情况落实环境保护政策。

嘉兴市位于浙江省北部，紧邻上海市，处于黄浦江上游，农业条件优越，是我国重要的生猪产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嘉兴生猪养殖业迅猛发展，生猪饲养量从1985年的370.55万头达到2005年的最高峰788.14万头，翻了一番；此后，嘉兴生猪饲养量虽略有下降，但仍超过700万头，其中2012年年末生猪存栏273.1万头，生猪出栏461.1万头，另有能繁殖母猪31.85万头,占浙江省饲养量的19%。据浙江省历年统计年鉴显示，2001－2013年嘉兴市畜牧业产值均列全省首位，是当代中国家庭养猪模式最为成功的地区。到2012年末，嘉兴五县二区生猪养殖（户）近13万个，生猪养殖数量占浙江全省总量的19%。这种高密度生猪养殖给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造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2010年嘉兴市辖区生猪养殖行业排放的氨氧量占全市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总量的30.6%，还导致了生猪死亡率的上升。《2012年嘉兴市水资源公报》显示：2012年嘉兴境内128个水环境监测断面中，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有18个、19个和91个，各占14.1%、14.8%和71.1%，水质状况名列全省倒数第一。

2013年3月初，上海市的水上保洁人员在横潦泾水域打捞到几十头死猪。从3月8号开始，更大数量的死猪不断从上游飘来，直至当月10号止，上海市已累计打捞死猪13000头，黄浦江上游的浙江省嘉兴市则共清理、打捞死猪5528头。该事件经过网络媒体的传播与发酵，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大城市饮用水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据调查，这些死猪来自于黄浦江上游的浙江嘉兴，当地高密度的养猪环境让生猪的存活率逐渐下降。由于一些养殖场户法制意识不强、陋习难改，加之监管和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导致向河道随意抛弃死猪情况时有发生。这一事件将长期被忽视的中国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推向前台。数月之后，中国以国务院令形式颁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这一首部国家层面上专门的农业环境保护类法律法规。这一事件成为了环保治理运动的契机，嘉兴市突然承受了巨大的改善水质环境的压力。

因此，嘉兴市做出了“壮士断腕”的决定，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生猪养殖全面清理活动。嘉兴市在执行“三改一拆”行动中把重点放在了农村，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全面压缩养猪规模，大面积清除家庭养殖散户，强力拆除分散的猪舍。2013年4月，嘉兴市委市政府发布纲领性文件《关于扎实推进生猪养殖业转型发展的意见》中提到，“由于目前的生猪养殖总量过大、散户过多、局部密度过高，已明显超出了环境承载能力，对我市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9日，《关于印发嘉兴市“三改一拆”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中进一步强调，畜禽养殖棚舍会影响人居环境、影响城市功能品位、影响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损害社会公平。对畜禽养殖棚舍的全面清理是在拆除“违建”名义下进行的，而在“‘三改一拆’暨生猪养殖业转型发展动员大会”上，市里将“三改一拆”与全面清理散户生猪养殖相结合，从而确立了以全面清理农村畜禽养殖棚舍作为“拆违”的主攻方向，为此，市里专门成立了“三改一拆”工作委员会，制定达500万平方米的“三改一拆”目标，并将生猪养殖业转型发展摆在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予以推进。

从2013年起，市政府将生猪养殖业转型发展工作，列入各县（市、区）、各部门的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建立了约束性指标，每年由市主要领导与各县（市、区）主要负责人签订《生猪养殖业减量提质工作目标责任书》，明确3年工作目标任务（具体任务分解如下表1所示）。其具体内容为：全面拆除影响农村土地整治复垦的违法建筑，彻底清理禁限养区内基本农田、外来户养殖、泔水养殖以及治污设施不达标的养殖棚舍，造成严重农业面源污染的农村畜禽养殖棚舍作为“六先拆”的重要内容，狠抓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严禁养殖场污染物直接排放。全市组织30余万人次实地踏棚摸清生猪存栏底数，并建立一户一档，在此基础上，制定详细任务表和时间表，建立责任包干制度，集中力量推进禁、限养区内违建猪舍拆除工作。在基层，各种可能用到的动员手段都用上了，比如高压宣传、物质补偿、就业安置、党员干部带头、体制内人员保证制、先拆有奖、对不合作者不发给检疫证明、凭“猪票”检疫上市、征收排污费并提高标准、生猪养殖纳入村规民约和日常巡查等等，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到“应拆尽拆，不留死角”。以此推进农村畜禽养殖业转型发展，加快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改善水质环境。

表1  嘉兴市各区县“三改一拆”任务指标分配表

各区县	建筑总面积	其中拆除违法建筑面积	力争完成	另需拆除违法猪舍180万平方米
嘉善县、平湖市、海盐县	各60万平方米	12万平方米	14.5万平方米
海宁市、桐乡市	各80万平方米	16万平方米	19万平方米
南湖区	70万平方米	14万平方米	17万平方米
秀洲区	50万平方米	10万平方米	12万平方米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35万平方米	7万平方米	8万平方米
嘉兴港区	5万平方米	1万平方米	1.5万平方米

自此，嘉兴市政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全面压缩养猪规模，大面积消灭家庭养殖散户。这一举措，使得该市养殖总规模出现了断崖式下降，养殖总量从2012年的近777.25万头遽降到2015年的132.53万头（如图2）。2013年6月，嘉兴市市委市政府提出到2015年底共拆违500万平方米的目标，结果当年全市共拆除违建猪舍面积581.15万平方米。以下三个调研案例具体描述了嘉兴市不同乡镇的环境治理运动实践情况。

图2  历年嘉兴地区生猪养殖规模

[案例1]“海鲜街”位于翁金线上，穿越海塘、小营头和星华三个村庄，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带。街一侧是随处可见的违章建筑，另一侧则堆满村民捕鱼泡沫、毛竹、渔网。由于地理原因，此前并未开展整治行动，“脏乱差”成为该街的标签。但自2013年开始，“海鲜街”根据“三改一拆”要求，进行了拆违、植绿、墙面粉刷、道路提升、多功能市民广场和通信线路改造、停车秩序整治、环境综合整治。截至2016年8月底，翁金线沿线共拆除违法建筑面积30675平方米，新建绿化面积1072亩，完成土地复垦120.8亩，完成零星绿化工程9个，475亩；完成农房白化面积47520平方米。

[案例2]“新三桥”地带是嘉兴市农业面源污染整治的重点区域，由于生猪养殖量大、农业污染等原因，严重影响河道水质，被周边居民戏称为“猪三角”。得益于“三改一拆”专项行动，“新三桥”曾经的臭气熏天、污粪横流的现象已不复存在，河道水质有了极大改善，基本告别了劣五类。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区域拆除违建猪舍500多万平方米，生猪存栏减量4/5。

[案例3]新丰镇开展生猪产业已有30多年的历史，竹林村更是将其作为支柱产业。2013年，因上海死猪事件，该村步入公众视野，竹林村是造成黄浦江死猪事件的重要死猪源地，最高峰时，竹林村生猪饲养超过10万头，是嘉兴名副其实的生猪养殖最大村。在专项行动之后的几年中，该村完成生猪存栏量从10万头到清零的转变。到2016年年底，河道出境断面水质监测已由劣Ⅴ类变为Ⅳ类，主要河道更是保持在Ⅲ类水平。

本文正是基于嘉兴市的生猪养殖清理运动这一案例，研究突然性的环境治理运动的环境和社会效果。

三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学界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间关系作了许多研究和解释。然而，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却有一些争议。主流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具有消减城市污染的作用。Gehrsitz利用德国城市的空气污染数据，表明LEZs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空气污染，减少了极端天气数量。Luechinger发现政府授权发电厂脱硫行为有效降低了二氧化硫的集聚。Currie和Walker发现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引进E-ZPass系统后的环境污染水平出现明显下降，通过环境政策响应促进污染水平降低。Shapiro and Walker的一项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至少解释了1990至2008年间美国企业污染下降60%中的75%。就中国情况而言，曾冰等人采用2001-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对各种类别的污染都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直接管制型环境政策工具只对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抑制作用，而非正式型环境政策对工业废气污染有抑制作用。李静等人基于淮河流域2004－2013年国控重点监测断面周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发现，中国的“十一五”和“十二五”政策解决了污染的“行政边界效应”问题，缓减了环境污染状况。

中国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行为与国外的法制化和常态化的规制有着较大差别，具有很多临时性的色彩。例如，有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主官的更替会起到打破政企合谋的作用，从而在短期内降低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关注上级和公众的注意力，有意识地制造“政治性蓝天”，在重大政治性活动期间降低环境污染。而且，环境治理行动具有“运动式治理”的典型特点，体现了公共部门运用公权力强制快速处理某些社会问题的过程。学者常常认为运动式治理所取得的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反弹性强，在治理运动之后，违章违法行为会再次滋生。综上所述，虽然研究基本证实了中国环境治理行动的短期效果，但是对于其长期环境效果仍然存在争议。因此，就嘉兴市2013年执行“三改一拆”行动的环境效果，我们可以引出两个相互竞争的研究假说：

假说1a：2013年后嘉兴市水污染水平显著改善。

假说1b：2013年后嘉兴市水污染水平没有显著改善。

嘉兴市的生猪养殖清理行动是地方政府对环保政策的执行，是嵌入在当今中国央地关系中的组织行动。而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有一定的独立利益的主体，其政策执行行为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治理环境的动力因政府管理的“碎片化”组织形式而分散到多个国家结构层面中，最终消耗殆尽，成效甚微。社会学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作用的路径。陈家建发现督查制度可以动员下级执行上级政策。周雪光和练宏发现上级政府制定的有约束性的环境指标在实际中会出现很多扭曲，相应的奖惩措施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但是，也有研究认为，约束性环境指标虽然在表面上看是一种上级制定的成文的正式制度，但是其发挥作用的路径并不是因为其配套的奖惩措施机制，而是由于其可以传递上级领导注意力，产生非正式制度激励的效果，从而对地方官员环境治理行为的力度发挥影响。因此，上级领导的注意力是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力度的重要决定因素。

2013年黄浦江的死猪漂浮事件并不是完全偶然的。农业生产在空间上过度聚集，相应的环境污染处理场所和技术未能跟上，会导致一些地方农村污染问题严重。由于病死猪处理的成本问题，当地农民一直有着违法往江中丢弃病死猪的习惯。嘉兴市在2013年之前几年里的数次疫病爆发使死猪被丢弃在河道中或被集中填埋，未经处理的污水污染河流，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这背后突出显示了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无害化处理设备）不足与大规模的生猪散户养殖之间的矛盾。但是，在2013年3月这个时点上爆发这一世人瞩目的事件则是比较偶然，是一个外生于嘉兴市政府主观意志的自然实验。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在国内政治地位更高的上海市广大市民的广泛关注，嘉兴市政府因此也承受了社会公众和上级政府的巨大压力。在中国行政管理的“压力型体制”下，直接承受着压力的嘉兴市政府必须层层下达任务，动员基层雷厉风行地采取环境政治措施，因此形成一场小型的“环保风暴”。如果没有这一事件，嘉兴市执行“三改一拆”政策的重点和力度必然有所不同，也不会把违法猪舍拆除作为单独的任务下达。因此，生猪养殖清理行动由于是上级领导的关注所在，必然成为环境清理行动的重点。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另一个研究假设:

假说2：嘉兴市地方政府借助“三改一拆”政策来清理农村畜禽养殖棚舍，控制生猪养殖规模，是实现水质改善的主要路径。

四  计量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

（一）识别策略与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嘉兴市在2013年执行“三改一拆”政策对城市水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采用双重差分法，比较嘉兴市（实验组）和邻近的江苏省苏州市（对照组）76个乡镇在2013年前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识别2013年嘉兴市的“环保风暴”对于农村社会经济情况的因果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观察的76个乡镇无法对省级层面的政策出台施加影响，对基层而言，“三改一拆”政策得以实施是一个完全的外生事件。

苏州市与嘉兴市在地理上比邻，气候、自然条件和文化非常接近（如图3）。两市的水系基本独立，苏州市的水质没有受到嘉兴市生猪生产的影响。苏州市的水环境治理主要着眼于太湖流域进行，并没有受到上海等下游城市的压力影响，在2013年也没有推行“三改一拆”等环境治理运动，因此构成了合适的对照组。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三改一拆”政策；而我们所关心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水环境和经济发展，前者指城市水源地水质状况，后者包括乡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此外，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城市水质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还引入了乡镇人口变量。在水质数据选择上，我们采用嘉兴市和苏州市水利局公布《水资源公报》中的水源地水质类别，以及“青悦开放环境数据中心”发布的城市各区县历年水源地水质类别数据（water-level，简称“水质类别”）。“water-level（水质类别）”的取值为1-6，其中1表示“优”，6表示“严重污染”。

由于本研究中的主要被解释变量“water-level”为排序数据（ordered data），本文采用文献中广泛使用的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模型，运用控制双向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Y_it=F（βpolicy_i+γX_it+γ_t+δ_i +ε_i）                   （4.1）

其中，Y_it为被解释变量：乡镇i在t年的水质类别，policy_i是核心解释变量，它是虚拟变量，当乡镇i实施“三改一拆”政策后定义为1，否则为0。X_it则是乡镇人口数等控制变量。β为待估参数，ε_i为随机误差项，δ_i代表各乡镇各自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特征，γ_t则代表各乡镇共同的时间趋势影响。

为了考察“三改一拆”政策对地方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影响，本文选择半对数模型进行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lnY_it =α+β₁treated*time+β₂treated+β₃ time+β₄ X_it+δ_i +γ_t+ε_it       （4.2）

其中Y_it为被解释变量，包括年度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工业生产总值。treated是一个指示变量，当乡镇归属实验组时，即该乡镇属嘉兴市时，该变量取值为1，当乡镇处于对照组时，即属于苏州市时，该变量取值为0；time同样也是指示变量，当样本观测值发生在“三改一拆”政策出台的2013年及以后其值为1，否则取值为0；X_it为乡镇层面的控制变量；δ_i 为个体效应，γ_t为时间固定效应；ε_it 为误差项。我们主要关注treated*time的回归系数β₁，它衡量了“三改一拆”政策带来的因果效应。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样本

本文采用2010-2015年嘉兴市和苏州市下辖的14个区县，76个乡镇（如图3）构成面板数据。除虚拟变量和人口数据外，分析时均取自然对数。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如下：

1.人口规模。采用乡镇年末常住人口数来衡量，数据来自《平湖市统计年鉴》、《桐乡市统计年鉴》、《南湖区农业基本情况》、《苏州市统计年鉴》。

2.耕地。用乡镇年末耕地总面积（公顷）表示，数据来自《嘉兴市统计年鉴》、《平湖市统计年鉴》、《桐乡市统计年鉴》、《南湖区农业基本情况》、《苏州市统计年鉴》。

3.经济发展、财政状况、工业规模和小微型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用乡镇GDP来衡量，财政状况是乡镇年度财政总收入，工业规模是乡镇工业生产总值，小微型企业发展是规模以下企业数量，数据来自《嘉兴市统计年鉴》、《平湖市统计年鉴》、《桐乡市统计年鉴》、《南湖区农业基本情况》、《苏州市统计年鉴》。

4.居民收入。我们主要关注农村居民的收入，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在样本期内中，我们去掉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缺省的样本乡镇，从而得到2010年至2015年76个乡镇，444个观测值的面板数据作为本文的回归样本，分析“三改一拆”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数据来自《嘉兴市统计年鉴》、《平湖市统计年鉴》、《桐乡市统计年鉴》、《南湖区农业基本情况》、《苏州市统计年鉴》。

5.水环境。水环境使用城市供水水源地水质综合评价指数，由于水质数据的获取只能到区县一级，所以本文在水质改善方面仅考察嘉兴与苏州下辖的14个区县，数据来自《嘉兴市水资源公报》、《苏州市水资源公报》、“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以及“青悦开放环境数据中心”。

图3  苏州、嘉兴两市流域图

（三）描述性统计

表4分别报告了嘉兴市与苏州市乡镇各变量的基本统计量。由表4可知，嘉兴市各区县水源地水质综合评价指数的均值大于苏州市，水质均值为4.95，介于IV-V类水之间；嘉兴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度差异很大，标准差接近均值的两倍。嘉兴市猪肉总产量与城市水质的标准差均大于苏州市，表明嘉兴市水质与猪肉产量比苏州有更大幅度的变动。

表4  基本统计分析

变量和单位	符号	实验组=嘉兴 （21个乡镇）	对照组=苏州 （55个乡镇）
生产总值（万元）	gdp	417902.1 （292319.8）	1435975 （1766862）
财政收入（万元）	fii	48443.48 （52833.19）	230164.4 （260194.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fai	19632.93 （3775.73）	22917.99 （5339.1）
规模以下企业数量（户）	sp	1854.46 （2264.64）	2611.94 （2764.60）
工业生产总值（万元）	inproduction	584682.9 （840838.2）	744921.1 （772293.1）
猪肉总产量（吨）	oop	2556.11 （2507.28）	2088.58 （2117.19）
城市水源地水质类别	water-level	4.95 （0.88）	2.40 （0.50）
“三改一拆”政策	policy	1 （0）	0 （0）

图5  嘉兴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水质类别变化图

图5以“三改一拆”政策为例，展示了嘉兴市关键变量关系的折线图。可以看出，在2013年后，嘉兴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市水源地水质类别均有明显改善。

五 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环保风暴”如何影响城市水环境和经济发展，我们作了以下实证检验。其一，运用ordered probit和order logit模型分析“三改一拆”政策对城市水质的影响；同时，绘制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水质类别与农民人均收入的时间趋势图，直观观察政策效应。其二，在控制固定效应和乡镇特征变量的情况下，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

（一）水环境效应

表6汇报了“环保风暴”的水质效应。第（1）列和第（3）列的结果显示，2012年（即政策实施前），与苏州相比，嘉兴水质无显著改变；第（2）列和第（4）列的结果表明，2013年（即政策实施年）之后城市水质得到大幅改善，相对于苏州市，嘉兴市各区县在2013年之后水质提升了2.5个层级，基本消灭了劣V质水，相当于接近3个标准差的水质水平提升，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支持了研究假说1a，拒绝了研究假说1b，即2013年环境清理运动后嘉兴市水质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表6  “三改一拆”政策与城市水质改善

water-level
政策效应	ologit		probit
	（1）政策实施前 （年份>=2012）	（2）政策实施后 （年份>=2013）	（3）政策实施前 （年份>=2012）		（4）政策实施后 （年份>=2013）
treated*time	-1.336	-2.488***	-0.566	-1.307***
	(1.001)	(0.953)	(0.432)	(0.429)
time	-0.148	-0.198	0	0
	(0.668)	(0.633)	(.)	(.)
treated	39.05***	39.04***	0	0
	(0.948)	(0.758)	(.)	(.)
cut1
_cons	0.288	0.288
	(0.543)	(0.444)
cut2
_cons	18.87***	18.46***
	(0.484)	(0.317)
cut3
_cons	37.67***	37.15***
	(0.891)	(0.570)
cut4
_cons	38.64***	38.46***	0.566	0.876***
	(0.867)	(0.607)	(0.360)	(0.319)
N	84	84	84	84
pseudo R-sq	0.464	0.511	0.031	0.177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二）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效应

表7根据方程（2），考察了“三改一拆”政策对乡镇GDP（列（1））、财政收入（列（2））、农民纯收入（列（3）），工业生产总值（列（4）），规模以下企业数量（列（5））和耕地面积（列（6））的影响。除了列（3）之外，交互项均不显著，表明2013年的环境治理运动并没有对于嘉兴市各乡镇GDP，财政收入，工业生产、小微企业发展和耕地面积带来明显的负面效果。列（3）中treated*time的系数估计值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这一运动后嘉兴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苏州下降了4.1%。总的来说，没有发现证据表明2013年的环境治理运动显著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表7  “三改一拆”政策对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影响

	(1)	(2)	(3)	(4)	(5)
变量	Ingdp	Infii	Infai	Inpro	sp
treated*time	0.05	0.16	-0.04*	0.03	-0.06
	(0.17)	(0.23)	(0.02)	(0.21)	（0.05）
Time	0.24**	0.19*	0.38***	0.16	0.05***
	(0.11)	(0.11)	(0.02)	(0.12)	（0.02）
Treated	-1.06***	-2.14***	-0.12***	-0.30**	0．19***
	(0.12)	(0.17)	(0.02)	(0.14)	（0.03）
_cons	13.55***	11.75***	9.82***	12.96***	-0.12***
	(0.08)	(0.08)	(0.01)	(0.08)	(-0.02)
N	444	444	444	444	390
R2	0.21	0.46	0.69	0.02	0.24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图8和图9直观显示了“三改一拆”政策对城市水质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图8展现了城市水质平均类别的时间趋势，图9中则展示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图8表明，在2013年“三改一拆”政策实施以前，嘉兴市各区县与苏州市各区县变化趋势大致接近；在“三改一拆”政策实施以后，嘉兴市区县平均水质迅速改善，两城市水质环境的差距逐年缩小。图9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表现出相同的趋势，虽然环境治理运动在短期内降低了嘉兴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增长势头，但随着该时间的推移，嘉兴市乡镇的农民人均收入得到提高，两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亦逐步缩小。

 

图8  城市水质类别的规模趋势  

图9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规模趋势

比较上述结果，我们发现，“三改一拆”政策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负效应，但时间趋势图却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降反增的态势，如何理解这一有趣现象？进一步的观察发现，由于“三改一拆”政策大幅降低了嘉兴散户养猪规模，促使嘉兴猪肉价格在2014年之后大幅上涨，部分抵消了产量下降的不利影响，从而减轻了农民收入受损程度。如表10所示，2015年嘉兴市猪肉实际价格（按CPI平减）较2013年价格上涨了超过50%。不仅如此，为了减少政策执行阻力，各区县政府大多对生猪养殖农户进行物质补偿。例如，平湖市政府根据“先拆多奖，后拆少奖”的原则，分别给予拆除猪舍220元/平米、180元/平米和90元/平米的三级补偿机制。嘉兴南湖区出台《关于做好生猪退养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农户同所在镇签订《生猪养殖户转产转业协议》，并按照规定拆除猪舍实际放弃生猪养殖的以及原养殖规模在50头以上、且退出生猪养殖业后未就业6个月以上的可申领每人每月200元的社会保险补贴。

表10  嘉兴市历年猪肉价格与产值变化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猪肉总产量（吨）	310455	313144	301482	279015	250047	67901
猪肉实际价格（元/千克）	9	9.5	11.5	12	13	19
猪肉实际总产值（万元）	279409.5	297486.8	346704.3	334818	325061.1	129011.9

（三）影响机制分析

上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以“三改一拆”政策为标志的“环保风暴”对城市水质和农民收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接下来本文试图进一步探讨“环保风暴”影响二者的作用机制。表11第1-3列结果显示，town*after对生猪养殖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环保风暴”显著压缩了生猪饲养规模。

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town*year2013、town*year2014和town*year2015考察“三改一拆”政策影响嘉兴市养猪规模的动态效应，其中year2013、year2014和year2015分别在2013、2014和2015年取1，其他年份取0。表7第1-3列显示，town*year2013、town*year2014以及town*year2015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且随着时间推移，town*year的系数从0.93下降到2.27。这表明，一方面，生猪养殖规模对政策变化的反应十分灵敏，在2013年实施“三改一拆”政策后，当年生猪养殖量就表现出显著下降效应；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政策变动对养猪业的挤压效应不断增强。表7和表11支持了研究假说2，即2013年之后，由于上级和社会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生猪养殖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环境治理运动的着眼点也是生猪养殖，这是水质环境改善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工业和小微企业这一运动则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表11  “环保风暴”对猪肉总产量的影响

	猪肉总产量（吨）
“环保风暴”实施前后	（1）	（2）	（3）	（4）
Town*before Town*year2012	-558.6 (470.5)
Town*after
Town*year2013		-854.5*
		(444.9)
Town*year2014			-1254.5***
			(463.0)
Town*year2015				-2181.0***
				(445.4)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首先改变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构造方法进行相关检验。由于太湖自身水质的变化可能会间接影响沿湖水质监测站的评估结果，而且，实验组（嘉兴市）部分乡镇因数据难以获取未纳入“三改一拆”政策效应分析。据此，我们剔除了位于太湖沿线的苏州市区县（吴江市、吴中区）和缺失乡镇数据的嘉兴市区县（海盐县、海宁市、嘉善县）进行稳健性检验。这导致了样本观测值的大幅减少。表12第（1）——（2）列结果显示，2012年（即政策实施前）水质未发生显著变化。第（3）——（4）列结果表明，2013年及以后（即政策实施后）treated*time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表明嘉兴水质得到显著改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系数逐渐变小。据此，我们进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说1a：2013年的环境治理运动对嘉兴市水环境有提升作用，且存在不断强化的趋势。

表12  对照组与实验组构造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剔除部分区县

	water-level
政策效应	政策实施前>=2012		政策实施后>=2013
	（1）probit	（2）ologit	（3）probit	（4）ologit
treated*time	-0.83	-1.11	-1.64**	-2.99**
	(0.59)	(1.21)	(0.60)	(1.31)
time	0	-0.69	0	-0.32
	(.)	(0.83)	(.)	(0.80)
treated	0	37.55	0	38.65
	(.)	(2500.9)	(.)	(2293.9)
cut1
_cons		0.41		0.69
		(0.65)		(0.55)
cut2
_cons		17.86		17.98
		(1691.7)		(1580.0)
cut3
_cons		35.96		36.42
		(2500.9)		(2293.9)
cut4
_cons	0.67	36.96	0.97	37.93
	(0.49)	(2500.9)	(0.44)	(2293.9)
N	24	54	24	54
pseudo R-sq	0.07	0.49	0.27	0.54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接着，我们进一步检验了政策对不同乡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假说2认为环境清理运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生猪养殖实现的，因此，对于生猪养殖规模不同的乡镇，环境治理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我们取环境治理运动前（2010-2012年）各镇猪肉总产量的中位数将乡镇分为两组：猪肉高产组和猪肉低产组。由于城市水质类别数据只能下沉到区县一级，为了研究乡镇的水质环境改善，我们将各水质监测站的数据与邻近乡镇进行匹配，并以其他附近监测站作为数据矫正，构建乡镇的年度水质面板数据。表13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对比结果显示，2013年之后，嘉兴市的猪肉高产乡镇的水质改善的概率是低产乡镇的1.58倍，并在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在苏州市，猪肉高产乡镇并没有发生类似的水质改善现象。这再次验证了研究假说2，即“三改一拆”政策是通过严格控制生猪高产地区来实现改善城市水质的目标。而且，嘉兴市各乡镇之间的经济变量并没有发生明显差异，再次表明2013年的环境清理运动没有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明显的不良后果。

表13  政策的异质效应

变量名	（1） Ingdp	（2） Infii	（3） Infai	（4） Inpro	（5） Sp	（6） Water-level
嘉兴=实验组 （猪产高低组DID）
treated*time	-0.09	-0.003	-0.001	-0.06	-0.11	-1.58**
	(0.26)	(0.41)	(0.04)	(0.33)	（0.34）	(0.78)
N	126	126	126	126	126	174
pseudo R-sq	0.05	0.02	0.76	0.01	0.04	0.31
苏州=对照组 （猪产高低组DID）
treated*time	-0.06	0.09	0.003	-0.02	0.07	-0.64
	(0.22)	(0.22)	(0.03)	(0.24)	(0.32)	(0.63)
N	318	318	318	318	318	42
pseudo R-sq	0.03	0.01	0.64	0.03	0.02	0.01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六 结论与政策含义

“环保风暴”式的环境治理运动是近年来央地政府在环境领域的重要施政手段。但在实践中，由于自然实验稀缺，政策变化大多涉及复杂的条文调整，因而，研究者一般难以识别出环境治理运动与环境、经济的因果关系，厘清政策变革影响环境与经济的作用机理也就显得尤为困难。本文以浙江“三改一拆”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分别选取嘉兴、苏州各区县、乡镇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双重差分方法，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检验了环境治理运动对城市水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未实施“三改一拆”政策的苏州市相比，环境治理运动极大改善了嘉兴市水质。进一步剖析因果机制后发现：环境治理运动对水质的提升效应主要是由生猪养殖规模下降驱动的，这一运动推高了养猪的私人成本，缩小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从而内在化了养猪负外部性。虽然这一运动可能会在短期内对农民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由于“三改一拆”政策拆除了大量用于饲养生猪的违章建筑，缩小了嘉兴散户养猪规模，推高嘉兴肉价，提高了利润，辅之以各项过渡期的补贴政策，达到了增进农民收益的目的（参见图14关于“环保风暴”对农民收入的效应链）。这些来自基层实践的新鲜经验有助于论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对进一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深化产业升级转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图14  “环保风暴”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效应链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其一，嘉兴市的案例表明，环境治理运动与长效机制并非总是矛盾的，并不一定只是在短期内发挥作用，而是能在显著提升了城市水环境的同时又无碍于城市发展。嘉兴市把环境、生态纳入了“生产力”范畴, 破解发展中环境、生态与生产力关系的难题，为我们今后更加科学有效地发挥各种环保督查的作用，落实环保法律法规提供了经验支持。其二，我们从“三改一拆”政策对水质和农民收入的联系互动视角，揭示出政策变化影响环境与收入的作用机制。在强化环保督察的同时，应当注重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环保法律法规的“去产能”作用。在“关、停、转” “低、小、散”产业的同时，切忌粗放型减产转型，通过一味关停产业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而应当采取有保有压、有减有增策略，严格控制农村产业的分散化和家庭化趋势，逐渐摒弃传统分散养殖模式，实现较高程度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突然性的环境治理运动可能会给地方带来短暂阵痛，正如本文中养殖农户收入出现短期减少和失业情况，地方管理者要妥善做好相关的补偿措施，并引导其从事清洁、高附加值的新产业，例如，研究中我们发现，原来养猪农户部分已转移到种植业：种蘑菇、花卉、藏红花等产业，以此达到促进经济与环境平衡发展的目标。这为地方政府更多更好地开展环境治理运动，并建设长效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Cleaning

Campaign in Jia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2013

Liang Pinghan, Zou Wei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cleaning campaigns in recent years. We use the 2013 “floating dead pigs in Huangpu River” accident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loy the township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data in Zhejiang Jiaxing City and the neighboring Jiangsu Suzhou city, to study the impact of Jiaxing environmental cleaning campaign on water environment and farmer income.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stimation shows that the water quality in Jiaxing substantially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campaign,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fiscal income didn’t significantly change. Because of the shrinking pork industry raised the pork price, as well as the subsidy policy implemen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farmer income in Jiaxing temporarily reduced, and rose up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causal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campaigns on lo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Keywords: Environment; Water Quality; Farmer Income; Difference-in-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