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构筑新时代成都人才集聚培育新体系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一）

王辉耀 陈 涛[1]

摘 要：创新驱动是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迈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人才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要资源，世界特大城市更是人才集聚的主要场所。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国家中心城市的确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成都提出以“五中心一枢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方案，将人才战略充分融入城市建设中，人才发展工作取得了历时性成就，城市能级水平不断提升。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人才强市”已成为九大城市共同的战略选择，并且逐渐形成了人才发展的新理念，以及各具特色的人才发展新实践，但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2018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进入新时代，启航新征程，成都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为指引，通过构筑人才集聚培育新体系，实行引育并举、以育促聚，全面推动各级各类人才充分集聚，助力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关键词：人才集聚培育体系；新时代；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成都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定集于新的历史成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人才驱动特大城市发展成为这一变革的“缩影”，特别是国家中心城市的建立，掀起了一轮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这是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新景象。成都，作为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五年来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改革成就，扎实推进“五中心一枢纽”建设，将人才战略充分融入城市发展中，不断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城市能级水平。随着九座国家中心城市的逐个确立，“人才强市”已经成为九大城市共同的战略选择，并基本形成了人才发展的新理念及各具特色的新实践。进入新时代，既有新机遇，又有新挑战。成都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系统构建人才集聚培育新体系，启航国家中心城市新征程。

现阶段人才驱动特大城市发展的国内外形势与主要特征

迈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世界各国为集聚人才掀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才战争”，[2]城市作为人才集聚的重要场所，建立了人才驱动城市发展的良好互动关联，特别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城市，这一驱动性特征更为凸显，主要表现为资源丰富的特大城市对人才集聚具有超强吸引力，而人才资本则为城市产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显然，加强人才集聚已成为全球发达城市保持活力的重要选择。

（一）现阶段人才驱动特大城市发展的现实背景

2017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到“高素质创新创业之城”，这是对我国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并指向了创新创业的内在驱动力——人才。进入21世纪，知识和技术积累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时代特征，“人才决定未来”的声音已经传遍世界。“人才”不完全等同于国外的“人力资源”，它是中国特有的概念，泛指才华出众的人。[3]习主席强调的“高素质”一词更是指明了“人才资源”区别于“人力资源”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劳动者的素质水平，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城市升级转型发展的中枢力量。人才兴，则城市兴。“兴城先兴人”已经成为国内外城市发展的共同理念。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是一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标志，城市化进程促进了人口职业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概言之，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理性自主选择的结果。[4]随着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迁移和流动催生了区域中心城市、大都市区、世界城市和国际城市等特大城市。根据联合国城市等级划分标准：人口在2万以上至10万以下为小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至100万以下为大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则为特大城市。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城区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定义为特大城市。特大城市是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人才最密集、创新活动最活跃、创新要素最丰富的区域，是创新创业的高地，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是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从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来看，1950-2015年，全球生活在1000万以上规模城市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从3.2%提高到11.9%，生活在100-500万规模城市的人口所占比重提高了3.9%，而生活在50万以下规模城市的人口所占比重则下降了7%。1950年全球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仅有7个，2015年增加到73个，其中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29个。[5]譬如：美国的硅谷、纽约、洛杉矶、西雅图，日本的东京、大阪，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俄罗斯的莫斯科，德国的柏林等城市都成为了人才集聚之地。根据联合国最新发布的《城市集聚区（2014）》报告中列出的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30个城市群中，其中不少特大城市被世界知名房产资讯机构JLL（仲量联行）评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这充分说明了高素质人才资源集聚为特大城市转型升级带来了规模效益和发展动能。（如表1）

表1：全球最具活力城市排名及其人口规模

资料来源：仲量联行，http://www.joneslanglasalle.com.cn/china/en-gb/research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率增速迅猛，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5年的56.1%，涌现出一批大城市。其中，5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达25个。[6]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截止2015年，人口数排名前10的特大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重庆、天津、成都、石家庄、哈尔滨、广州、武汉和西安。（如表2）随着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城市群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结合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传统的省域经济和行政区经济逐步向城市群经济过渡，城市的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如2015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5.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23.0％的人口，创造了39.4％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7]城市群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高级形态，已成为集聚产业、汇集人才的新舞台，也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

表2:2015年中国城市人口数量超过500万人口的前10位特大城市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5

人才集聚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与全球化智库联合发布的《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2017》，以国际人才（留学生、境外来华工作专家、企业外籍管理人员等）竞争力指数作为观测点，分析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国际人才竞争力水平。其中，综合指数排名前10的省（市、自治区）分别是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辽宁、山东、天津、福建和四川。[8]（如表3）从上述排名来看，除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以外，其余省均拥有超过50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及部分副省级城市，如广州、南京、杭州、沈阳、济南、福州、成都、大连、青岛和宁波，以及极富活力的深圳，这些城市都已成为吸引外资企业和国际人才的理想之地。显然，城市竞争力的根本是人才竞争力，如今国内各大城市都为此拉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

表3：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指数及排名（前10名）

资料来源：王辉耀：《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二）现阶段人才驱动特大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

从上述国内外城市化进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是经济和产业，而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则来源于人力。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中的阐释，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与现代经济增长建立了紧密联系，人力被视为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但随着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与之相反的却是老龄化的压力和劳动力的短缺，世界各国的“人口红利”优势都面临着行将消减之势，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拐点”、经济增长减速的人口资源配置“陷阱”正在形成。基于此，各国政府在一边保证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一边努力培养和吸引高素质人力资源，以城市魅力吸引人才流入，以人才集聚驱动城市发展。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这四个特征呈现了人才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其一，特大城市拥有高端创新要素。凡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城市无疑是建立在充分的物质基础之上，是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对外交往的中心。特别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大城市拥有知识、信息、科技、教育等丰富的高端创新资源，可谓得天独厚。如：美国1/3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和1/6的电子计算机产业均位于硅谷；法国80%以上的远程通信系统投资集中在巴黎；我国有1/6产值的电子信息产业集中在深圳等。此外，这些高端创新要素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的创新园区、孵化园区和工业园区等，像美国的硅谷、欧洲的希斯塔、中国的中关村都是典型的创新要素开放之所，它们依托重点大学、科研院所和科技公司，是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也是人才创新的载体。

其二，特大城市具有超强集聚引力。特大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集聚程度非常高，特别是在这些城市的核心区更是形成了“超强磁场”，汇集了多层次、多级别的商业空间体系，高密度、高水准的社区设施资源，有积淀、有历史的文化街区遗产，以及重规划、重设计的城市园林景观等。如：上海商业核心区的南京东路和四川北路，两个商业区的消费出行吸引总量是其他商业区的3～6倍；又如：北京的东西两城区是全城行政、商业、文化和旅游等资源的中心地带，其综合设施密度是海淀区的3倍以上，其医疗设施、文化景观、旅游设施等远远高于其他城区；[9]再如：广州的越秀区是全城最古老的中心城区，既汇聚了8个朝代的文物古迹，又营造了具有现代国际风尚的繁华景象，常住人口密度达到14885～30574人/平方千米，是其他区域的5倍以上。[10]从以上特大城市的集聚表现来看，特大城市及其核心区的优质公共资源是形成集聚优势的关键。

其三，产才融合实现城市提质增效。纵观国际特大城市产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都经历了自然要素主导阶段、资本要素主导阶段和知识经济阶段发展的基本规律。伴随着特大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产业也在不断升级转型，并强调以知识和创意为主导的创新驱动。在这个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时代，人才成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核心。如：美国波士顿大都市区经济正是依靠高素质人才和企业的集聚化这一优势实施最新一轮产业转型，特别是坎布里奇市的哈佛大学、MIT、波士顿大学等顶尖高校的驱动下，每年引资达70亿美元，直接或间接创造8.5万个工作岗位，每年为劳动力市场提供3.2万个毕业生。像MIT的关联企业就超过1000家，全球销售额530亿美元，为当地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2.5万个，间接带动就业12万个。[11]显然，产才深度融合是知识经济型产业发展的关键机制，在产业链的基础上培育人才链，形成人才驱动城市产业发展的创新链，“三链合一”催生出的乘法效应将有助于实现城市提质增效。

其四，发达双创续存城市发展动能。特大城市在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展中的物质积累和精神积淀，营造了人尽其才的制度环境、以人为本的服务环境和创新创业的文化环境，如我国的“北漂族”、“上漂族”、“深漂族”等人群的出现充分彰显了特大城市的魅力，甚至像内陆城市成都也开始推行了“‘蓉漂’计划”。年轻人之所以选择“漂流”生活，就在于这些城市具有发达的双创资源和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同时这也成为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会发现城市能级越强，其双创水平越高；反之，双创资源越丰富，城市优势也就越凸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城市发展积累了人才资本，为产业升级转型带来了驱动要素，为地方经济振兴筑造了支撑力量，为城市化发展进程注入了新动力和新活力。

摘自《四川人才发展报告（2018）》

[1]作者简介：王辉耀（1958—），男，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人才发展与全球化研究；陈涛（1984—），男，甘肃兰州人，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管理学博士后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经济政策分析、教育人才资源开发和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2] 王辉耀：《人才战争》，中信出版社，2009

[3]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国家人才发展规划专题研究报告》，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第1页。

[4] 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第1页。

[5] 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第2～3页。

[6] 国家统计局：《全国城市人口统计》，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5. 2017.10.10。

[7] 国家统计局：《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城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九》，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t20170711_1511794.html. 2017.10.10。

[8] 王辉耀：《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14页。

[9] 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第77～78页。

[10] 王培安：《中国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研究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第173页。

[11] 王稼琼：《特大城市治理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