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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减税降费的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发布日期:2020-10-22

我国减税降费的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彭刚  赵乐新  付丽君** 摘要:本文使用1999年至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整体和区域两个层面实证比较了政府各类税费收入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据此评价了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绿色增长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各类税费收入的减少均显著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但其效应大小有所不同,具体为非税收入>税收收入,间接税>直接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2)减税对...

我国减税降费的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彭刚  赵乐新  付丽君**

摘要:本文使用1999年至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整体和区域两个层面实证比较了政府各类税费收入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据此评价了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绿色增长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各类税费收入的减少均显著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但其效应大小有所不同,具体为非税收入>税收收入,间接税>直接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2)减税对中西部绿色经济增长的效应显著高于东部地区,而降费的效应在不同地区无明显异。我国未来绿色经济发展可将减税减费作为宏观政策选择,且应优先考虑降费以及在中西部地区加大实施力度。

关键词:税费收入 绿色经济增长 减税降费 地区差异

 引言

减税降费是近年我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全面实现营改增、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下调部分行业增值税率等诸多举措更反映了我国坚持贯彻减税降费方针政策的决心。而这一系列工作的目的主要在于盘活民营企业经济,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除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能源、环境和空间压力等诸多约束,实现发展升级。从理论层面看,减税降费的实质是一项积极的财政政策,它同时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对经济施加影响。一方面,全面减税降费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间接增加了企业利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有利于企业在设备更新、产品研发方面做更多布局,在拉动社会投资的同时也极大丰富了社会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减税降费提高了劳动边际回报率,家庭可支配收入相应提高,刺激居民消费,扩大社会消费需求。由此可见,在减税降费的刺激下,社会总供给曲线、社会总需求曲线都有可能向右移动,二者效果加成将可能带来社会总产出的增加。

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框架下,经济增长不应该是高能源消耗、低经济效益、高污染物排放的粗放增长,而更应该强调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手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实现低碳、节能的绿色健康增长。事实上,早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提出了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经济发展蓝图,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多次提到绿色发展,并对其做了更为全面的阐释。可见,绿色发展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旋律,实现绿色增长也将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减税降费作为我国现阶段重要的财政手段和政策举措,应该适应低碳、节能的发展要求,服务于实现绿色增长的发展目标。但当前,减税降费能否促进我国经济绿色发展、助力经济绿色增长还未可知。为此,本文将在细致探究税费变量对绿色增长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对减税降费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进行总结概括,为我国下一步减税降费工作提供借鉴,以更好地保障我国经济的绿色健康发展。

 文献综述

现有的关于税费与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献更多集中于探讨税费变量与传统意义下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鲜有文章直接讨论税费对绿色增长的影响。而绿色增长的核心在于低能耗、少排放、高效益,关键在于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对绿色增长实现程度的评估主要关注生产率、环境质量、人类健康、创新与技术进步等方面。因此,实际上可以根据税收对生产率、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等指标的影响效果间接对税费政策的绿色增长效应进行评估。基于此,本文分别从税费对传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税费对绿色增长的间接影响等两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一)税费对传统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将税费变量具体分解为数量和结构两个维度,探究税费负担、税制结构对传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税收负担对传统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严成樑和龚六堂分析了财政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并通过数值模拟指出消费税率与经济增长具有同向性,而资本税率、劳动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不确定性。刘海庆和徐颖科讨论了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税负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梁俊娇分区域检验了所得税类与流转税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这两种不同的税类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在作用强度上不同税类、不同地区均有所差异。在税制结构对传统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马栓友、郭婧均以各类税收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反映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个人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有所不同的是,前者进一步将不同税种概括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大类,并分析指出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显著,而间接税不显著;而后者没有对不同税种进行归类分析,但发现增值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实际上,由于增值税是我国间接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认为两者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

当然,也有学者同时讨论税费负担与税制结构对传统经济增长的影响。刘军研究指出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存在较强负相关关系,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较弱。Arnold等以OECD成员国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税收负担、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指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并且在不同税类中财产税类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弱。Baiardi等利用相同的方法用更新之后OECD成员国数据做类似研究,再次证明了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效应,但在控制宏观税负不变的前提下,税负从直接税向间接税转移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有所区别。

(二)税费对绿色增长的间接影响

虽然鲜有文章直接讨论税费对绿色增长的影响,但却有不少学者聚焦于税费变量对生产率、创新能力、技术进步等与绿色经济增长相关变量的影响。Arnold等在研究税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发现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增长的抑制作用最显著。为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效应,他们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细致探讨了部分OECD成员国所得税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的影响,证实了所得税对生产率和投资的负面影响。申广军等在分析减税对我国经济影响时,发现增值税率与资本、劳动产出效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吴辉航等聚焦减税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通过拉动投资、鼓励创新带动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李林木、汪冲则从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升级的角度出发,研究指出总体税费负担和间接税费负担的增加都会降低企业的创新能力,抑制企业的成长,而直接税费负担在降低企业创新能力的同时与企业成长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孙英杰和林春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依次探究直接税与间接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全国层面来看,直接税、间接税都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研究结果与全国层面保持一致,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与直接税正相关,而与间接税负相关,西部地区则正好相反。由此看来,较多学者认可了税负对产出效率、创新、投资等方面的不利影响,但若将税负进一步划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来考虑,则这两类税负对企业创新、生产率可能有不同影响,有时这种影响还与所处的地理区位有关。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聚焦于税费与绿色增长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直接探讨税费与绿色经济增长的文献更加少见。另外,已有研究基本上只关注而忽略了政府的非税收入。但实际上,在我国的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的规模庞大,若对其不加考虑可能会导致政府的宏观决策偏误。基于此,本文将立足我国的经济实际,全面探究”“和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作用关系,明确税费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据此分析减税降费的绿色增长效应。

 模型设计与变量描述

为实证检验税费变量对绿色增长的具体影响,本文基于人力资本增广索洛模型及相关的研究成果构建计量模型,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考虑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将我国各省市划分为东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分组回归的系数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以充分验证税费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地区异质性。

(一)模型构建

考虑具有标准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人力资本增广索洛模型,则第i个省份t时总产出可以表示为:

                    (3.1)

其中, 分别表示实物资本投、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投入,而 则是该省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效率的综合反映, 分别表示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另外,根据Arnold & Brys的研究, 可以分解为严格外生的技术进步 和经济效率 两部分,前者仅是时间的函数,后者则受到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影响,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仅考虑税费变量( )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因此, 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组合:

                       (3.2)

联立公式(3.1)和公式(3.2)并取对数可得:

             (3.3)

再结合已有研究对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探讨,考虑对外开放程度(open)、工业化水平(ind)、城镇化水平(urban)等因素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三个变量与实物资本投资(K)、人力资本投资(H)、劳动力投入(L)一同构成了除核心解释变量(Fiscal)之外的控制变量组合 。由此,本文最终设定的研究模型为:

          (3.4)

在(3.4)式中, 为第i个省份t期的绿色增长指标,用万元GDP能源消耗表示,以全面反映该省能源消费水平、能源使用效率以及经济发展的能源依赖程度,进而反映其绿色发展水平。 为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三个层次税费指标,首先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解为税收收入(tb)、非税收收入ntb),并把它们视为第一层次的指标,旨在对比分析地区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对绿色增长的不同影响;其次,进一步将税收收入划分为间接税(indtb)和直接税(dtb),旨在探讨税制结构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其中,对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划分,税负是否可以转嫁,即纳税人与实际税负承担者是否一致是公认的国际标准但实际上,税负能否转嫁的判断标准不一、认定过程复杂,因此,我国各个税种的直接税、间接税属性界定一直未有统一标准。但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均明确了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城建税的间接税属性以及所得税类的直接税属性。再综合刘佐、李颖等学者的观点,本文划定增值税、营业税(2016年取消)、消费税、资源税、城建税、印花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013年废止)为间接税,其余在征税种为直接税。最后,分别考察间接税中增值税(vat)和营业税(ot)以及直接税中的企业所得税(citb)和个人所得税(pitb,以具体分析主要税种对我国绿色增长的影响,为我国税制改革提供借鉴。

为控制变量组合,包括:

1实物资本投资(K),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形式表示;

2)人力资本投资(H),用平均教育年限表示,即:

其中,illiteracyprimarymiddlehighcollege分别表示文盲或者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职)、大专及以上学生人数所占的比重

3)劳动力投入(L),用各省市就业人数的对数表示;

4)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外贸依存度表示,即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

5)工业化水平(ind),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

6)城镇化水平(urban),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另外,考虑到数据横跨多个省份和较多年份,引入个体固定效应 和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个体不可观测因素、时间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解决遗漏变量问题,提高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而 为随机扰动项。

(二)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

为考虑地区异质性,对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税费变量与绿色增长之间数量关系的异同,本文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两组,并进行分组回归,再比较组间系数的大小。但一般来说,很难直接通过各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比较组间差异,因为可能存在组间系数置信区间重叠或者一组系数显著而其他组系数不显著的情况,因此,需要对组间系数的差异进行更严格的检验。其中,引入交叉项的Chow检验、基于SUR模型的SUEST检验、费舍尔组合检验(Fisher’s Permutation Test)是三种常用的检验方法,并且适用范围依次递增。因此,为避免对前两种方法适用性检验的琐过程,本文选用最后一种方法对组间系数差异进行检验。该方法的主要思路如下:首先,进行分组回归得到组间系数差异 ;其次,在原假设 ,即组间系数无显著差异的假设下,通过二次抽样获取经验样本,计算经验样本下的系数差异 ,并重复N次以获得d的经验分布;最后,计算经验P值,即N次抽样中出现大于初始差异 的频率。当经验P值很小或者很大时,都说明 是一个极端值,即在原假设下 发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可以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文以19992017年全国除港澳台、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其中,1999-2016年的能源消耗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7年的能源数据则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各省市万元GDP能源降低率等指标的公报推算得出,其余指标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地区财政数据指标在1998年(含)之前与1999年之后有较大的差别,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的连续性,本文选择以19992017年作为研究区间。另外,由于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在社会制度上有所差异,各指标在统计口径上有所差别,而西藏的历年数据有较多缺失值,因此,仅以国内其他的30个省为研究样本。

由表1可知,19992017年间30省市的万元GDP能耗的平均水平为1.2935吨标准煤,标准差为0.7873,极差为4.2697,说明各省市历年单位产出能耗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外,税收收入的均值远大非税收收入,说明各省市历年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税收收入。对比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数据分布,进一步可以发现间接税收入是地区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间接税中,各省份营业税历年均值大于增值税,说明在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阶段,地区的营业税收入的平均水平高于增值税。直接税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均值大于个人所得税的均值,说明相对于个人而言,企业承担着更为主要的所得税负担。

1  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万元GDP能源消耗(吨标准煤)

570

1.2935

0.7873

0.2547

4.5244

税收收入(万亿)

570

0.0996

0.1287

0.0012

0.8872

非税收入(万亿)

570

0.0280

0.0348

-0.0034

0.2448

间接税收入(万亿)

570

0.0564

0.0688

0.0008

0.4367

直接税收入(万亿)

570

0.0433

0.0606

0.0003

0.4505

增值税(万亿)

570

0.0212

0.0356

0.0002

0.3675

营业税(万亿)

540

0.02763

0.0340

0.0003

0.2443

企业所得税(万亿)

570

0.0157

0.0239

0.0001

0.1769

个人所得税(万亿)

570

0.0059

0.0098

0.0001

0.076

注:万元GDP能耗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2017年各省市万元GDP能源降低率等指标的公报;税费指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实证结果与讨论分析

实证研究中依次将3个层次的8个税费变量引入模型,逐个探讨不同税费变量对我国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比较不同税费变量对绿色增长影响机制的异同。同时,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两组,进行子样本回归,并检验组间估计系数差异的显著性,凸显税费变量与绿色增长相互关系的地区异质性,据此为我国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提高财税调控精准度提供借鉴。

(一)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2可知,所有税费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并且与万元GDP能耗的相关方向都是正向的,表明税费负担会抑制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这也正说明了政府税费带来的经济扭曲。而这种扭曲主要体现在投资和劳动供给两方面。一方面,政府税费拉低投资回报率从而降低企业和家庭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投资增长、技术进步,最终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政府税费同样会降低劳动的边际回报率,打击个人提供劳动的积极性,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效率。而反过来,减税降费将有可能从投资、技术进步等方面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减少经济扭曲,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

具体来看,税收收入的估计系数为1.539,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减少一个单位,万元GDP能耗就会相应减少1.539个单位。而非税收入的回归系数则为4.56,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直观来看,减少非税收入对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税收收入。究其原因,这可能是由非税收入相对于税收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复杂性以及管理上的不规范等特点造成的。非税收收入名目繁多、征收主体多元、收费标准不统一,在监管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容易滋生乱收费贪污腐败等社会乱象,扰乱市场秩序,影响正常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带来更大的经济扭曲。因此,一旦减少非税收入,将极大缓解其导致的经济扭曲,进而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绿色增长。

2 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8)

实物资本

-0.132

-0.320***

-0.129

-0.147

-0.214**

-0.200*

-0.135

-0.153

(0.114)

(0.110)

(0.108)

(0.119)

(0.098)

(0.113)

(0.111)

(0.107)

人力资本

-1.436**

-1.454**

-1.436**

-1.432**

-1.410**

-1.279**

-1.481**

-1.570**

(0.610)

(0.591)

(0.611)

(0.610)

(0.612)

(0.584)

(0.622)

(0.616)

劳动力

0.995*

0.807

1.018*

0.962*

0.979*

0.934

0.935*

0.943*

(0.521)

(0.506)

(0.517)

(0.527)

(0.536)

(0.564)

(0.524)

(0.526)

对外开放

0.151

0.133

0.138

0.145

0.0860

-0.0140

0.119

0.121

(0.142)

(0.154)

(0.138)

(0.143)

(0.132)

(0.124)

(0.136)

(0.133)

城镇化水平

1.780

1.683

1.537

2.081

2.517*

1.548

2.414*

2.809**

(1.334)

(1.321)

(1.346)

(1.321)

(1.320)

(1.406)

(1.306)

(1.309)

工业化水平

1.271

1.237

1.349

1.178

1.017

1.649

1.178

1.087

(0.987)

(0.904)

(0.995)

(0.970)

(0.927)

(1.020)

(0.992)

(0.971)

税收收入

1.539***

(0.481)

非税收入

4.560**

(1.822)

间接税

2.998***

(0.898)

直接税

2.972***

(0.990)

增值税

3.202***

(1.005)

营业税

5.704***

(1.824)

企业所得税

6.966***

(2.421)

个人所得税

15.030***

(5.303)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793

0.254

-2.933

-2.507

-2.188

-2.118

-2.430

-2.279

(3.680)

(3.222)

(3.660)

(3.682)

(3.693)

-2.118

(3.558)

(3.551)

组内

0.799

0.791

0.800

0.796

0.786

0.795

0.791

0.788

样本量

570

570

570

570

570

540

570

57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进一步考虑税收结构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发现间接税系数与直接税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显著的,分别为2.9982.972,说明减少直接税与间接税都会对经济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减少间接税的促进作用比直接税稍强。这可能与我国的税收制度有关。长期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间接税,而间接税中又以营业税、增值税为主,直到20165月实现全面营改增才终结了两税并行的局面。但实际上,两税并行带来诸多的弊端。一方面,重复征税问题凸显,加剧经济扭曲,不利于经济向好发展。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多征收营业税,割裂增值税抵扣链,增加第三产业投资成本,抑制第三产业投资,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李林木和汪冲还指出相对于直接税,间接税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综合来看,相比于直接税,间接税带来更大的经济扭曲,不利于产业转型,同时对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升有不良影响,给绿色增长带来更大的抑制效应。因此,从减税的角度看,相比于直接税,减少一单位间接税将会给绿色增长带来更大的促进效果。

再对比增值税与营业税对绿色增长影响效果的异同,可以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的估计系数是显著的,分别为3.2025.704,说明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前提下,减少营业税对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增值税。这可能是由营业税、增值税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营业税以企业营收为税基,一方面,容易造成税基在商品流转过程中的重复叠加,出现重复课税,加重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忽略了企业实际盈利水平,抑制企业的发展活力,压缩了企业的生存空间。而增值税只对增值额征税,具有税收中性特征,有效解决了营业税带来不良影响。至于增值税税收中性尚未完全发挥的原因,可能与我国长期以来营业税、增值税并行,抵扣链割裂以及税率差异有关。但论如何,相对增值税而言,营业税对绿色增长有更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相比减少一单位增值税而言,减少一单位营业税可以带来更显著的绿色增长效应。

而对于直接税中的两大税种,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对绿色增长都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并且直观来看,个人所得税对绿色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强。这可能是由纳税主体的自身特性决定的。企业所得税最终结转为所得税费用由企业承担,削减企业利润,抑制企业投资,最终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但对企业而言,成本控制也是维持企业利润,提升企业效益的重要方面。换句话说,企业可能通过在其他税种上获得的税收优惠控制企业成本,部分抵消所得税对企业发展的负面效应。而相对来说,个人所得税的影响则更加直接,很难通过与其他税种的相互作用抵减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这可能就是我国当前在减费降税的大背景,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减轻个税负担,但对于企业从成本端入手,降低增值税率而保持企业所得税率不变的部分原因所在。

综合所述,不难发现政府税费对绿色增长具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且表现为:非税收入>税收收入,间接税>直接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这不仅说明减税降费能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也为我国未来的减税降费工作带来极大启发。就税、费层面来说,降费比减税显得更为重要;就直接税与间接税层面来说,应该优先考虑减少间接税,这与高培勇的论证结果不谋而合。另外,营业税与增值税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差异也论证了营改增的科学性,同时减个人所得税对绿色增长较强的促进效应也同样说明了我国2018年个税改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控制变量中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对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外开放水平、工业化水平对绿色增长无显著影响。对比劳动力投入与人力资本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差异可知,单纯利用人口红利,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难以推动经济绿色、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才是未来推动绿色增长的动力源泉。另外,实物资本投资仍是绿色增长的一个重要推手,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绿色增长需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而这一切都要以技术作为支撑,但当前我国的科技水平尚需进一步提升。因此,需要通过加大在科技领域的资本投入才能获得更多的创新成果,助力绿色发展。而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的负面效应可能源于城镇化无序膨胀带来的城市病

(二)分地区回归结果分析

3反映了分地区回归时各税费变量的估计系数及组间系数差异的显著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所有税费变量的回归结果都显著为正数,并且分组来看,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估计系数的大小关系都有相同的特点,均表现为非税收入>税收收入、间接税>直接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这说明不论是中西部还是东部地区,政府税费都对绿色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不同种类税费抑制效果的相对大小与全国层面的分析结果一致。

但对比分组回归结果,发现同一个税费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小在两组间有明显的差异,中西部地区的估计系数总是大于东部地区。进一步通过费舍尔组合检验考察组间系数差异的显著性,发现税收收入、间接税、直接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五个税负变量系数的组间差异是显著的,说明这五个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对中西部地区绿色增长的抑制作用明显要强于东部地区。这一现象可能与东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有关。以2017年为例,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平均值约41.92%,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均值约为47.37%,而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均值分别为38.38%55.58%,可见,相对于东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依赖第二产业,也就是说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税基更依赖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往往伴随着更多的能源消耗和更高的投入产出比。由此不难知道,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每一单位税收背后将对应着更多的能源消耗。因此,中西部地区的税收变量与万元GDP能源消耗正相关性更强,即税收对绿色增长有更强烈的抑制作用。同时,还发现非税收入系数的组间差异并不显著,说明非税收入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无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反过来说,一旦减轻了税收负担,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增长效应将比东部更加显著,但降费的绿色增长效应则没有表现出这种地区差异。

由此说明,不论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减税降费都能促进地区经济的绿色增长,并且减少不同税费变量带来绿色增长效应的相对大小与全国层面的分析结果无异。但有所不同的是,减少一单位税负对中西部地区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东部地区,这也间接反映了在中西部地区实施减税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减少一单位非税收入对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经济的绿色增长的促进效果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降费的绿色增长效应无明显地区分异。

3 分地区回归结果与地区差异性检验

关键解释变量

中西部

东部

差值

经验P

检验结果

税收收入

3.146**

0.735***

2.411

0.053*

显著

(1.345)

(0.215)

非税收入

7.206**

0.875

6.331

0.106

不显著

(2.42)

(0.86)

间接税

6.659**

1.512***

5.147

0.035**

显著

(2.16)

(3.55)

直接税

5.209**

1.297***

3.912

0.071*

显著

(2.11)

(3.25)

增值税

5.563

1.740**

3.823

0.100

不显著

(1.13)

(2.87)

营业税

13.26***

2.262**

10.993

0.023***

显著

(2.98)

(2.25)

企业所得税

13.42

3.651***

9.771

0.106

不显著

(1.23)

(3.39)

个人所得税

66.82**

8.318***

58.505

0.012***

显著

(2.21)

(3.80)

注:经验P值来自费舍尔组合检验(Fisher’s Permutation test)结果,通过自抽样1000次得到,用于说明分组回归系数差异的显著性;“*”“**”“***”分别表示参数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结论和政策内涵

本文基于我国积极开展减税降费的经济环境以及实现绿色增长的发展理念,提出减费降费能否促进我国绿色增长的疑问,但已有文献尚不能对此问题给出一致肯定的答案。为此,本文在人力资本增广索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探究税费变量与绿色增长的之间的作用关系,并据此对减税降费的绿色增长效应做出评价。其中,实证分析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方面用全国30个省19992017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全国层面了解税费变量与万元GDP能耗的数量关系,整体把握政府税费对绿色增长的影响,进而在全国层面对减税降费的绿色增长效应做出评价。另一方面,分东部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两部分依次探究税费变量与绿色增长的关系,并通过费舍尔组合检验分组回归系数差异的显著性,反映地区发展异质性对税费变量与绿色增长关系的影响,据此把握减税降费绿色增长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能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从税与费的角度看,相对于减税,降费的绿色增长效应更为显著;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角度看,相对于减少直接税,减少间接税带来的绿色增长效应更显著;而具体对比减少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绿色增长效应可知,减少个人所得税的绿色增长效应最强,企业所得税次之,接着是营业税,最后是增值税。同时,根据分组回归的分析结果可知,相比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减税政策的绿色增长效应更为显著,而降费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则无显著地区分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以降费为重点,以个税改革为契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的精准落地。相比于减税,降费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因此,在今后的减税降费工作中应更加注重降费。而具体对比分别减少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带来的绿色增长效应可知,减少个人所得税对经济绿色增长的积极影响最为明显。因此,政府应该抓住个税改革的契机,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切实减轻个人所得税负担,促进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第二,狠抓中西部地区减税降费工作,尤其要确保中西部地区减税工作落到实处。中西部地区减税的绿色增长效应明显强于东部地区,因此,为保证我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绿色增长应该更加注重减税政策在中西部地区的实施力度。第三,加大教育投入,提高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对绿色增长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投资对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单纯依赖人口红利而不考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很难促进经济的绿色增长,因此,应该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的知识水平、技术能力,进而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确保我国经济的绿色健康发展。


Research on Green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s in China

Peng Gang, Zhao Lexin, Fu Lijun

Abstract: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1999 to 2017 were used to make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tax variables on green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overall and regional levels, and then the green growth effects of 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s policy of China would b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the reduction of all kinds of tax and fee in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growth of green economy, but the effect size is different, specifically non-tax income > tax income, indirect tax > direct tax, personal income tax > corporate income tax > business tax > value-added tax; (2) the effect of tax cuts on gree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iddle western area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regions, while the effect of fee reduc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future, 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s policy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 gree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western areas. Furthermore, fee reductions policy should be prior to the tax cuts policy.  

Keywords: Taxes and Fees Revenue; Green Economic Growth; 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s; Regiona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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